城市洗牌只是结果，城市变了才是根本

Original 王德培福卡智库 2022-06-10

摘要：由地方政府推动、主导的“人造城市”的权重不得不相应下降，而产业调整在自发地产生主导作用。

对于当下众多城市不惜血本抢人，有人说，由于城市洗牌，要发展最终还是得抢人。

而近年来，有关城市洗牌的话题确实很受关注。今年4月下旬发布的《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》中，一线城市的位次首次发生变化，北京不再稳占城市榜单的第一位，而上海跻身首位；深圳“超越”广州，排名第三。这个榜单一时引发热议。

不单一二线城市的排名、洗牌受到关注，如今三线城市洗牌重排名也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，今年三线城市排行榜就因此出炉。

然而，在大洗牌时代，衡量城市的标准究竟是什么？城市洗牌的主导力量是什么？

衡量城市实力的传统指标

从传统指标看，衡量一个城市体量或竞争力涵盖指标体系相对单一，比如城市经济总量、人口规模与密度、财政收入、产业结构、商业贸易、基础设施情况，甚至具体到金融机构、上市企业、集团总部数量等，乃至地标建筑、摩天大楼。

尽管统计指标体系庞大而复杂，但实质上是用工业经济+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衡量。因为工业经济讲求的是规模，市场经济讲求是竞争，简言之就是用规模作为竞争的标准。

如果是世界范围的排行则与世界贸易有关，增加诸多世界贸易的通行标准，如进出口贸易总量、港口吞吐量、船舶吨位等。

在工业经济时代，如此标准设定有其合理性与可操作性，一切都是摆在桌面上可量化的，由此排出一二三名来。也正因为此，中国城市竞逐就表现出对规模、数量、高度的狂热，从大广场、宽马路到摩天楼、新小区，高度为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还未建成，深圳就开始拟建超过700米的全国第一高楼。

过去城市竞争“争”什么？

如果说决定城市兴衰的有机缘、有宿命，有的城市因获得了独特的发展机遇，从小渔村一跃成为国际大都市；有的则因为种种原因，从历朝古都的辉煌而逐渐没落，但在中国城市竞逐的当下，谁也不愿甘拜下风，在各种指标的背后隐藏的是地方政府主动参与竞争。

从竞争要素上看，政策、资本和资金成为竞争最激烈的要素，中国城市外源型的发展模式使其必须得到投资来推动经济。特别是在发展初期，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比拼招商引资；就威权制国家而言，地方向中央争取政策也是一贯做法。

从竞争模式上看，上世纪90年代，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，造就了一批明星城市，如深圳、东莞、佛山、温州、宁波、青岛、大连、苏州、无锡等，当时的竞争模式是“制造业+出口”，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市场机制。

随后，城市竞争模式切换到了“城镇化+房地产+货币超发+地方债”。由于土地资源控制在政府手中，货币发行控制在政府手中，所以城市竞争是政府主导的竞争。

从竞争程度上看，城市竞争从“摆成绩”变成了经济数字对抗，从某一资源的竞争升级为全面竞争，即竞争范围的扩展，随着WTO时代到来与中国崛起，北上深加入亚洲乃至全球范围的城市竞争；全国区域再平衡战略提出，使特区政策驱动力衰减，珠三角、长三角不得不与中部城市乃至西部城市争夺资源。因此，归根结底还是关于经济发展优势的竞争，是地方、地区利益的最大化。

经济形态切换

城市随之转变

然而，当新经济逐渐替代工业经济背景下，未来的城市形态、功能、空间将发生变化。

首先，互联网让城市原有的空间距离缩短、差异缩小，打破、重构以往的城市级别分工——大都会地区、大城市、中等城市、小城市、小镇这样一种创投的金字塔式的城市等级划分。

其次，城市的原有的商品交换功能被互联网肢解。过去为了享受更好地公共服务和信息交流，人们向城市迁移。但在互联网时代，商品交换、信息交流可以通过网络实现，城市的聚集效应相应削减。

再者，新经济抽掉工业经济、资源型城市存在的前提。当货物贸易更多地变成服务贸易，集装箱经济衰落，一些港口城市必然从闪亮趋向暗淡；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沦为“鬼城”；2010年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——克拉玛依的停滞，由石油、煤炭、钢铁等价格的泡沫崩溃开启。

如此一来，由地方政府推动、主导的“人造城市”的权重不得不相应下降，而产业调整在自发地产生主导作用。

一方面是互联网时代带来了全新的互联互通模式，网络信息的流动会重构人和物质的空间流动，以信息流为核心的新兴产业的崛起；

另一方面是产业转移的不可避免，从人力高的区域流向劳动成本低的区域。

衡量标准多元了

城市也就多样了

由此，衡量21世纪下半叶的城市的标准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规模标准，而演化成多重标准。具体而言，可分为以下几种模式：